首页中华会娱乐主管首页（）铜鼓是我国南方土著民族濮、越人创造的一种打击乐器。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之瑰宝。迄今已有二千七百多年历史，以广西数量最多，分布量最广。据说最初铜鼓是作饮器之用（即釜），后才演变为敲击乐器。不管铜鼓派何用途，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欣赏品，其融注着骆越人审美意识的属性始终不变。
铜鼓是壮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而铜鼓身上丰富的纹饰，则像一座无比丰富的资料宝库，储存着壮族古代社会生活的众多信息。铜鼓沿面的蛙塑像是铜鼓身上最有特色的立体装饰物。它们不仅富有民族特色且造型十分生动活泼。对于古代的壮族人民来说，铜鼓是一件重器，相当于中原的鼎，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铜鼓上的纹饰，包括青蛙塑像，都是铸造者与使用者精心设计并铸造上去的，有着古老而深刻的内涵。
我们来看同是在铜鼓上的其它纹饰，“两广地区的铜鼓却以云雷纹为主要装饰，应是对云雷自然崇拜的反映，……”，“正是因为他们崇拜雷神，所以才把这种雷霆之象的云雷纹作为铜鼓上的主导纹饰”，云雷纹“应是南方民族对云雷崇拜的反映”；而翔鹭纹呢，“饰鼓以鹤，同水上作业多的滨海民族观察风云和求雨祭祀有关，是他们崇拜水鹤的思想反映”。既然铜鼓上的其他纹饰都有着各自的崇拜宗教观念，蛙饰又哪能例外呢?况且青蛙在古代壮人中是个神秘的有着极大影响的神物。由以上分析可见，在铜鼓上铸出青蛙，是源于原始图腾崇拜的宗教观念。反过来讲，在历史上，壮族有过青蛙图腾。
一切原始民族，在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每天均会为”自然界中一切奇异和显著的现象，一切使人膛目结舌，震撼迷惑、燃起幻想”的事物激起巨大的想象力。他们不断地对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进行猜侧，”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往后的演变中，自然的力量在各国人民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复杂的人格化”。壮族，和世界各民族一样，有着本民族信仰的宗教，也有本民族复杂的人格化过程。据调查材料证明，壮族在其历史上曾”高高飞扬着光辉的、具有悠久厉史传统的图腾旗帜，”计有蛇图腾、鸡图腾、鸟图腾和青蛙图腾等等。我们在此试图对壮族青蛙图腾的探讨，了解古代壮族是怎样反映自然现象的。同时，我们知道，原始人群并不是为宗教本身而进行宗教活动的，而是为生活需要而进行宗教活动的，原始宗教是在反映和适应着原始人群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各个时期的原始宗教的内容，都与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分不开。通过蛙图腾的分析，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些有古代壮族的生活情况。
铜鼓是岭南的古代文物，其型式典雅庄重，鼓体铸有太阳、云雷、翔鹭、羽人船、园涡等纹饰，十分生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兀立于鼓面周边的青蛙立体浮雕，数量从一只、四只到六只不等，分有单蛙、群蛙、累蹲蛙等数种类型，造型别致，栩栩如生。用青蛙装饰铜鼓的含义，有许多人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青蛙是益虫，使用铜鼓的民族之所以重视青蛙，是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特别重视农业的缘故；也有人认为铜鼓上装饰青蛙与古人求雨有关，因为在神话中，青蛙是天公少爷，或者把青蛙看作是雨的”使者”，蛙鸣是下雨的前兆。这些说法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不够全面。我们认为，饰鼓以青蛙，与图腾崇拜有关，它是壮族崇拜青蛙的反映。郭沫若看了广西出土铜鼓上的蛙饰，根据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腾认为青蛙可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壮族简史中也提到：铜鼓上的”蛙、蟾蜍的饰纹，可能是壮族先民们图腾崇拜或祭祀的反应”。
这是有其理由的：首先，从有立体蛙饰的铜鼓的发掘地区来看，铜鼓在南方省区均有发现，但不同地区的铜鼓，其纹饰都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湖北崇阳铜鼓有兽面纹，横置，无立体雕饰。湖南麻阳铜鼓，”其文环以甲士”；贵州麻江式鼓只有飞鸟、船等几何饰图案，无立体蛙饰；云南青铜器的立雕多系祭祀、战争、舞蹈、狩猎、媾合等复杂的雕饰，偶见蛙饰，仅作图案。唯独广西出土的甲型(Ⅱ、III、IV、V、VI式）、乙型(I、II、III式）、丙型（II、III、Ⅳ、V式)铜鼓及广东西部的云浮、高卅等地的同类文物才有立体蛙饰。这三型铜鼓中，甲乙型分布在浔江以南，郁江、邕江以东，直到广东的西南部地区。丙型主要分布在浔江以北的藤县、平南、象州、郁江以西的贵县、横县、宾阳、武鸣，左江以西的龙州、大新等县，时间下限为北宋。这些地方秦汉以前是瓯骆人的活动区域，后汉为乌浒人所居，唐代，史称”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高梁一带皆有之，地方数千里”，可见是壮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带。蛙饰出现的年代及分布地区，正好与壮族祖先分布相吻合。由此可推断，有立体蛙饰的铜鼓是壮族先民的遗物，蛙则可能是他们的图腾。
吴伟峰也分析了饰有青蛙的粤系和滇系统的铜鼓是古代壮族的西瓯、骆越部族所创制，从而指出，”蛙饰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装饰美，对原始人来说则是图腾符号，其中蕴含着神秘可畏的宗教观念，立体蛙饰无疑是图腾遗迹”。这是广西铜鼓上的蛙饰是壮族圈腾的反映的理由之一。
其次，从铜鼓的作用及其用途来看，《隋书．地理志》：”自岭南二十余郡，……诸獠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拟以叩鼓，竞乃留遗主人，号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怨仇。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明史·刘显传》：”四川巡抚曾省吾，……征都掌蛮，属显年事。万历改元，集叙州，凡克寨六十，……得诸葛铜鼓九十三。蛮酋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击铜鼓山寨，群蛮毕集。今已矣，鼓失，则蛮运衰矣”。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可见铜鼓在壮族社会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铜鼓在壮族社会中起着这么重大的作用，”究其原因，便是由于铜鼓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缘故，而这种权力正是由蛙图腾演变而来的”。
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例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印弟安人就以‘图腾组织’来表示氏族组织”。这段话说明，图腾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把全氏族以至民族的成员组织在同一旗帜下，是全氏族团结的象征和力量的源泉，具有维系成员的魔力。其力量之大，”合国王、巨僚民众的力量都不能超过它”。当蛙饰一旦和铜鼓结合，铜鼓也就成了图腾附着的”神灵器”，具有维系壮族成员的魔力。铜鼓变成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则是”都老”有意利用图腾的魔力来巩固自已统治地位的结果，这就是有鼓者可以僭号称王的真实含义。反过来讲，铜鼓上的蛙饰是图腾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