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娱乐_新城注册-VIP会员首选安全登录通道日前，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跻身国家级名单，是广西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如何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新时代让铜鼓文化在河池焕发新的生机？本期访谈，我们邀请到铜鼓研究专家、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农学坚先生，从铜鼓文化的发展现状、在保护和开发中应如何入手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记者：农学坚理事长，您好！请问在两千多年铜鼓发展的长河中，河池的铜鼓在整个铜鼓大家庭中占据什么位置？

　　农学坚：大约公元前七世纪，我国今云南西部楚雄一带的濮人从炊器铜釜中发明了乐器铜鼓。此后，一种奇特的地域文化即铜鼓文化，通过大江大河，向东、向南、向北，逐步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中后期的铜鼓也有自东向西、自南向北传播或影响的现象），使铜鼓文化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蔓延开来，形成了绵延发展两千多年的铜鼓文化区域，其范围包括我国现在的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南、广西、广东和海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不同时期的铜鼓，根据其造型和纹饰特点，专家们将它们划分为多种类型，我国通用的铜鼓分类法是标准器地名命名分类法，也就是将中国古代铜鼓分为：万家坝型（以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战国墓出土铜鼓为标准器）；石寨山型（以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铜鼓为标准器）；冷水冲型（以广西藤县冷水冲出土的铜鼓为标准器）；遵义型（以贵州遵义南宋墓出土铜鼓为标准器）；麻江型（以贵州麻江县一座古墓出土铜鼓为标准器）；北流型（以广西北流县出土的铜鼓为标准器）；灵山型（以广西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标准器）；西盟型（以云南西盟佤族地区流行使用的铜鼓为标准器）。不同类型铜鼓，有它相对集中的分布范围，也有它向周边传播的现象，反映了古代各民族固有的居住区域及其独特的文化习俗，也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相互往来和文化交流。

　　关于铜鼓的铸造、使用及其社会功能，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历史文献，从其他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中获得一定的参考信息，也可以从铜鼓本身的造型和纹饰中窥见些许端倪。《隋书·地理志》说：“自岭以南，二十余郡……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竞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从这一段历史记载中，我们获知，隋代乃至之前的岭南地区，人们竞相铸造大铜鼓，作为权力的象征，具有神秘的色彩，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礼器和重器，这也与现在出土的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体形硕大的事实相吻合。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一件贮备器的器盖上，铸有一组群雕，其中一干栏建筑上，端坐的一首领的前方，陈设着16面铜鼓，反映了部落联盟仪式的庄重和神圣，这里的铜鼓即是盟主的权力、地位和盟约的见证者。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中，有不少铜鼓的图像，人们在其周围手舞足蹈，是击鼓集众和击鼓起舞的反映，也是铜鼓祭祀场面的再现。铜鼓本身，也有反映铜鼓习俗的纹饰图案，比如有铜鼓用于宴会作乐助兴的图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总之，铜鼓自产生以来，其社会功能主要是权力象征、祭祀用具和伴舞节乐，其用途也极为广泛，诸如祭祀、盟会、集众、歌舞、战事、进献，以及各种节日庆典，都用到铜鼓。两千多年的铜鼓文化，可谓波澜壮阔，绵延不绝。

　　以麻江型铜鼓为大宗存世的河池铜鼓，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活着的文物，是古老铜鼓文化的当代延续。因此，它是活化石，具有证史、补史的重要价值。铜鼓在历史上的铸造、使用习俗，以及各种社会功能，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河池铜鼓中找到答案。

　　目前，河池存世的麻江型铜鼓大约还有1500面，使用的民族有壮、瑶、苗、水等民族，这些铜鼓的铸造年代大致以明清时期为主。根据《宋史》的记载，宋代南丹土司曾向朝廷王朝进贡铜鼓。另外，近年宜州出土了几面东汉时期的冷水冲型早期铜鼓。因此，河池铜鼓可以上溯两千年。我们这里所说的河池铜鼓，主要是指传世的晚期铜鼓。河池铜鼓文化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非常明显，是当今铜鼓文化的重要地区。因此，在两千多年的铜鼓历史长河中，河池铜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通过河池铜鼓的造型、装饰纹样、使用习俗，回溯铜鼓历史演变，探知铜鼓文化真谛，见证民族历史变迁。值得一提的是，河池铜鼓不论是在铸造上，还是在使用上，都体现了长期以来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比如不同民族使用的铜鼓都是同一种类型，铜鼓上的纹饰都有吉祥、丰收、兴旺的寓意，都有融入汉族文化的元素，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文化现象对于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学坚：由于铜鼓的特殊作用，它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发展到两汉时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而在中原青铜文化影响下创制出来的南方铜鼓，却绵延发展了两千多年，直至今天还在铸造使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目前，有云南、贵州、广西的少数民族，以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家的一些民族，仍然延续着铜鼓习俗。在当代铜鼓文化的版块上，河池铜鼓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称河池为“铜鼓之乡”，当之无愧。改革开放以来，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河池铜鼓文化呈现出复苏到复兴的趋向。以铜鼓数量来说，目前河池少数民族群众手上仍保存有一千多面古代铜鼓，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河池民间铸造铜鼓技术的日益成熟，新的铜鼓不断补充进来，现在，河池拥有铜鼓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当今河池铜鼓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有良好的基础。河池铜鼓文化的复苏，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国刚改革开放不久，民族文化迎来了恢复和发展的春天。河池铜鼓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前，虽然经历多次劫难，河池民间传世铜鼓损失不少，但这一被视为传家宝的铜鼓，还是被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珍藏下来，数量多达一千多面，这就使铜鼓文化的恢复具备了最基本条件。随着“破四旧”年代的结束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倡导，河池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积极投身于传承铜鼓文化的浪潮中。白裤瑶打铜鼓以及壮族蚂৊弯span>

　　节、瑶族祝著节等等传统文化，就是那时候开始恢复的。那时候的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对于已经停止多年的各种铜鼓习俗活动，仍然记忆犹新，这就确保了恢复铜鼓文化习俗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使铜鼓文化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有党委、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河池铜鼓文化恢复伊始，就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各级政府都将保护传承铜鼓文化当作大事，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1999年开始的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至今已举办了21届，这是河池重视铜鼓文化保护传承的一大举措，非常成功，成效显著，令人鼓舞。此外，河池还及时地颁布了铜鼓文化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确保了铜鼓文化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正是有了一系列措施和一贯的重视，才使得河池铜鼓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发展，并使古老的铜鼓文化富有时代特色，深受人们的喜爱。

　　第三，有社会各界参与。河池铜鼓文化之所以开展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除了得益于群众的文化自觉、踊跃参与，及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之外，也离不开有关科研单位、文博单位、高等院校、媒体等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有了这些方面的配合，才使河池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有更多的科研成果反馈，也有更多、更宽的宣传渠道，从而提高了河池铜鼓文化的知名度，提高了社会影响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有新铸铜鼓作为保障。上世纪90年代，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韦氏兄弟（韦启初、韦启参）在河池文物站的配合下，利用传统沙模工艺，通过不断地探索，终于成功仿制出铜鼓，其样式、声效几乎与老铜鼓无异，完全可以用于演奏。继韦氏兄弟之后，东兰县也开办了两家铜鼓铸造厂。现在，河池民间铜鼓铸造厂生产的铜鼓，已经能满足当地群众的需要，同时还销往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目前，新铸铜鼓已经得到普遍推广，出现于当地的各种民间仪式或官方的庆典场合。新鼓的不断问世，足以使我们坚信，河池铜鼓文化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记者：古代铜鼓制作精湛，造型独特，纹饰多样，各种纹饰图案各有寓意。从您多年的研究来看，河池的铜鼓纹饰图案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有哪些呢？

　　农学坚：古代铜鼓自问世以来，由于它不断地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使它不仅是实用的器具，同时也是寄托着人们美好愿望的、赋予了灵性的精神器物。因此，对于铜鼓的造型和纹饰，人们是下足了功夫的，不断地追求完美，并符合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需求。

　　河池铜鼓以麻江型铜鼓为主，此型铜鼓大约于宋代开始，由遵义型铜鼓发展而来，而遵义型铜鼓又是从冷水冲型向麻江型发展的过渡期鼓。因此，河池铜鼓也即麻江型铜鼓，既继承了遵义型铜鼓体形偏小、无立体装饰物的特点，又扭转了遵义型铜鼓装饰纹样过于简单的颓势，恢复了冷水冲型铜鼓通身遍施纹饰的做法，步入了铜鼓铸造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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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期间，壮族群众打着铜鼓到田间找蚂৊弯span>

　　。李桐 摄

　　总而言之，河池铜鼓由于其权力重器功能的逐渐消退，祭祀、娱乐、财富功能的加强，以及铸造、使用的普及，这时候的铜鼓体形小，便于携带，纹饰精致，纹样丰富，而且融入很多汉族文化元素，以此寓意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族兴旺、驱邪纳福、延年益寿等美好心愿。河池铜鼓继承了前代铜鼓的铸造技艺，其纹饰品种，既有继承的，也有创新的。比如十二生肖纹、游旗纹、符箓纹、乳钉纹、荷耙纹、双龙献寿纹等，以及汉字吉祥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代进宝，永世家财等），还有铸造年款、铸造者印记等，都是以往所没有的。我认为，写实与抽象结合，世俗与高雅兼顾，变化与统一并举，这些都是河池铜鼓最显著的美学特征。

　　记者：随着时代发展，铜鼓的社会功能逐步发生变化。您认为，河池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做好铜鼓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农学坚：纵观铜鼓发展历史，铜鼓的社会功能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是相适应的，因此，不同阶段的铜鼓的社会功能都会有所变化，此消彼长，不尽相同。我们现在已经跨入新时代，铜鼓文化的发展也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使其有益于乡村振兴，有益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益于民族团结。因此，当今铜鼓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以利益为导向，遵循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规律和原则，以保护、抢救为先，然后再谈如何开发利用。

　　因此，我觉得，目前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区已落户河池，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项目带来的便利，做好河池传世铜鼓的普查，做好河池铜鼓习俗的全面调查，建立起完备的资料库，包括文字、图片、影视等资料，应有尽有，避免遗漏。这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否则，时间越推迟，资料遗失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些资料由于老人的离世，就再也不可挽回了。我还想在此建议，对那些已经很破损的铜鼓，希望能收藏起来，不再使用，当然最好能进博物馆作永久收藏，以免继续不断地敲击造成更大的损坏。所有的传世铜鼓虽然都大同小异，但每一面都是独一的文物，都不可替代，不可再生。况且，河池铜鼓中有不少非常独特的珍品，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如果能让博物馆收藏，更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用新铜鼓代替旧铜鼓使用，至于破旧的铜鼓和比较珍贵的铜鼓就不要再使用了。同时也要考虑怎样使群众乐意将老铜鼓捐献给博物馆，让这些铜鼓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保护的基础上，做好开发利用，包括搭建活动平台，促进文旅融合，大力研发文创产品，以此达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双赢效果。

　　农学坚：铜鼓文化属于非遗文化，它的保护和传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保护与传承是融为一体的系统工程，保护得越完整，传承得就越真实，以免胡编乱造、没有根据。当然，在做好了保护以后，继承和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任何一项事业都不是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有时代特色，适应时代需求，因此，以传统为依据的创新发展才是传承的最好途径。否则，没有传统根基，胡编乱造，脱离实际，不顾现代审美需求，不考虑现代时尚生活实际的保护与传承，必定收不到好的效果。我认为，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应持保护与传承并举和推陈出新的理念，这样才有利于古老的铜鼓文化焕发生机，可持续发展。

　　农学坚壮族，广西大新县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曾任广西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现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出版专著有《田林瑶族铜鼓舞》，合作出版《广西铜鼓图录》《广西铜鼓精华》等5部作品，发表民族文化（文物）、铜鼓研究论文及报道近20篇。主持完成国家文物局课题“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亚铜鼓数字化记录与研究”课题中的子课题《岭南铜鼓调查与研究》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