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城娱乐主管-首选注册74岁的赵振华师傅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一生从事乐器制作的经历，没有抱怨，更没有后悔。他称，在乐器行业五十年来，经历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当年，作为乐器行业里的“秀才”,赵振华先后担任过技术员、技术科长、工程师、技术厂长职务。在民族乐器的制作和设计方面，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工厂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赵师傅的家在沈阳一个老旧的小区。狭小的一居室显得非常局促，发黄的墙上挂着一些民族乐器，柜顶上和床底下，塞满了当年他设计的一捆捆图纸。赵师傅孤自一人守着这些东西舍不得扔掉，因为每一张图纸上都留下了他青春的墨迹；每一张图纸都镌刻着他一生难忘的记忆。

　　“我是1960年由沈阳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分配到沈阳乐器厂的，当时乐器厂是在公私合营、合作化的热潮中成立的，原名沈阳民族乐器厂。”赵师傅告诉我，沈阳乐器厂是1962年前后才更名的，后来又把原人民乐器厂、市文教用品厂的部分乐器工人在沈阳工业技术学校学机械设计的赵振华，被分配到沈阳乐器厂之后，作为技术工人，他免去了学徒阶段，一上班就按当时的政策定为一级工。“当时我们乐器厂产品单一，主要制作拉弦乐器，没有带电的设备，加工全部是手工操作，就连琴轴都是手工开瓣，木料靠手工下料。”赵振华师傅面对工厂这样一种落后局面忧心忡忡。1962年，领导派他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参观学习，他深受启发。回来后，他开始着手解决拉弦乐器生产的工艺、工装、设备，逐步实现了半机械化，形成小规模的加工拉弦乐器的生产线。他一边制作乐器一边改进，摆脱了琴轴靠手工制作的现状，实现了琴轴、琴孔标准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

　　上世纪60年代，赵振华在车间主要从事拉弦乐器(二胡、高胡、中胡、低胡、四胡、坠胡、板胡、京胡、京二胡)的制作，在车间里一干就是十年。十年的磨砺，赵振华积累了丰富的民族乐器制作经验。

　　上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了“打轻工翻身仗”的口号，乐器厂要增加乐器的品种，以填补沈阳市的空白，领导抽调赵振华到技术科负责技术管理工作，同时他还负责产品的设计及工艺工装的工作设计。赵振华发挥了设计长项，先后试制了琵琶、中阮、大阮、小阮、月琴、柳琴、古筝、秦琴以及大转调、小转调的打琴，还设计了工艺工装，逐步形成投产的流水线，添补了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当时赵振华为丰富该厂民族乐器的种类、品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3年为出口创汇，赵振华又试制了大中小的六弦琴(吉它)、尤克里里。三十余年，这些乐器产品成为沈阳乐器厂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

　　赵振华当年还去过广州乐器厂学习“红棉”吉它的制作经验，回来后他设计、改革了一套六弦琴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品生产数量，产品出口二十余年，他们的“翠鸟”牌吉它深受国内外市场好评，多次获沈阳市“金星杯”奖，并获省市优质产品。

　　截止到1976年，沈阳乐器厂的产品已由单一的拉弦乐器发展到弹拔乐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响铜乐器和各种鼓类，品种齐全，跻身于全国七大民族乐器生产厂家之列。这一成绩的取得，主抓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的赵振华师傅功不可没。

　　乐器改革是一个永久的线年，沈阳乐器厂成立乐改小组，我是成员之一，负责乐改图纸设计。”赵振华说，他先后参与了双千斤二胡、辅调筝、箜篌等乐器的改良工作。赵振华长期从事乐器生产的技术工作，到各省市的乐器企业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赵振华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他还参加过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古筝演奏家康绵总负责的国家乐改小组的多次会议，在与乐改人员的接触中，他开阔了思路，学到了不少知识。他还参加过两次部标准起草小组工作，一次是民族乐器的标准，一次是乐器协会在重庆举办的六家钢琴厂参加的钢琴击弦机部标准起草会议。

　　1977年，赵振华发挥他的优势，基本上把沈阳乐器厂生产的乐器品种都绘制出产品的图纸，为实现科学管理乐器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赵振华受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聘请，参加钢琴的研制工作。“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我白手起家，从零做起，设计了一套击弦机生产线，并绘制钢琴图纸及击弦机完整加工图纸(国际标准的)。这套生产线通过了轻工部(现为轻工业联合会)认证和北京乐器研究所检测，也通过了沈阳市科委、音乐学院等部门的鉴定，填补了沈阳市场的空白。”赵振华没有说在设计击弦机生产线时经历的种种困难以及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许多个不眠之夜，但说起他设计的成果销往国内钢琴组装厂，并且被北京、上海、宁波、南京、沈阳等17家生产厂作为配套产品，赵振华师傅十分欣慰。

　　因为这一研制成果，赵振华获市政府颁发的三等奖，他设计的击弦机获市金星杯、轻工部优质产品奖，他的事迹多次被电台、电视台及报刊报道。

　　提起中国革胡之父杨雨森先生，赵振华当年与他有过很深的交往。“1962年末，杨雨森给我厂来信，希望派人去他研究一下革胡的事情。当时厂领导就派我和另一个同志前往上海面见杨雨森老师。”赵振华回忆道：主要去听听杨雨森谈他的改革设想，并试奏他试制出来的一把革胡，所有这些都是在他家进行的。从此杨雨森与赵振华经常通信，探讨革胡的制作等一些技术问题，赵振华也多次赴沪与杨雨森沟通，每次去聊得最多的都是革胡的话题，赵振华把绘制的革胡图纸拿出来与杨雨森一起研究。至今，赵振华还珍藏着几张他绘制的革胡的蓝图。令赵振华最难忘的一次是1976年7月27日，赵振华坐火车去上海杨雨森处，正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我坐的98次沈阳至上海的火车，早上三点便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在河北滦县附近，火车停了三天后才返回沈阳。”后来赵振华又改乘飞机才到达上海杨雨森老师家。杨老师见到赵振华后激动地说：地震你还来了，太可贵了。

　　谈到革胡的特点与得失，赵振华师傅认为：杨老师的革胡保留了传统民族乐器的特点、格调，采用四弦制和解放弓子的演奏技巧；板膜、协合振动，以板为主振源，通过支架和杠杆连动协合振动在皮膜上，为此低音效果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外观结构共鸣箱体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革胡的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遗憾的是，杨雨森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事业没有完成。尽管如此，赵振华任然很佩服杨雨森先生， “杨老师是我们最尊敬的人，他一生为民族乐器——革胡的改革做出了贡献。”赵振华如是说。

　　聊起“为何乐改得不到市场认可和推广”的话题，赵振华师傅认为：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从改革乐器到今天没有几件得到推广(除革胡在一段时期内被采用，但现在还在用大提琴取代),这是社会问题。“我的看法就是改革和教学的结合才完美，长期以来生产单位研制的纳入不了教学大纲，得不到推广，老师不愿意使用，因为还得从头学起；而学校研制的乐器，工厂不愿投产试制，由此以来形成了历史解决不了的难题。”赵振华觉得只有待校企联盟，才能让成功的改良乐器发挥作用。

　　赵振华在民族乐器制作领域工作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民族乐器改良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

　　他说：古琴问题也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现在社会上古琴五花八门，一看就像工艺品一样，在加上弦轸系统也不科学，上弦费劲且容易跑弦。古琴研究应放在音量上和传统的紧弦机构上。”赵振华师傅说：市场上的古筝也是五花八门，外表虽好看，但里边的构造太粗糙了，有的厂家不用胶，用射钉；琴码过厚，有的古筝只是拔的弦音，板没有共振效果；另外中阮琴码过厚过高……总之有的乐器一看就知道是专业干的还是外行干的。

　　他也承认，目前市场上所生产的乐器和过去相比，有的乐器确实得到了改进，比如二胡琴筒口径比过去大了，里膛也有改进，二胡的音量提高不少。赵振华始终觉得民族乐器改良的焦点仍然是低音乐器，“何时用改良的民族低音乐器代替民族乐队中的大提琴，民族低音乐器就算成功了。”

　　赵振华认为，对当前乐器生产现状，相关协会、学会及有关职能部门要加以调控，使乐器生产专业化，加强系统管理。因为乐器工艺不能像打家具似的，应该从音质音色上来要求，有的乐器厂就是外行，为了钱粗制滥造，别人怎么干的他就怎么做，造成市场混乱。

　　赵振华说：乐器制造是多学科的组合，它涉及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搞技术工作的人，更得掌握多方面的技能。别人不懂的你得懂，别人干不了的你能干，这样才叫人服气。

　　像国内几个较知名的民族乐器厂一样，尽管后来沈阳乐器厂在时代的大潮里被淹没了，可干了一辈子乐器制作的赵振华师傅仍不甘寂寞，他怀抱着一腔壮志未酬的情怀，受聘于几家私企，负责乐器生产技术工作。

　　2014年，他为沈阳师大某团队先后设计改革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桥琴”,获省科技厅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和国家优秀产品发明奖。

　　他设计改革软体乐器获省科技厅二等奖。他还设计改革合琴；设计儿童乐器系列；二胡、琵琶、柳琴、中阮、古筝等。下一步他还打算研制成人、童式古琴，解决音质音量和紧弦装置问题；研制儿童式箜篌，解决揉压擅滑问题；对低音乐器(桥琴)做进一步的改进。

　　与乐器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赵振华师傅对乐器制作一往情深，因为乐器制作曾经给他带来许多荣耀，也让他的人生充实富有。年过七旬的赵师傅表示：今后还要继续研究乐器制作和乐器改良，因为它们是自己毕生从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