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利盈娱乐-指定首页镈（音博）呈椭圆形，平口，“舞”上有半环形钮。镈钮饰云纹，镈身两面饰兽面纹，正中都有窄长条花边扉棱，镈口上部饰圆涡纹与花瓣纹，镈两侧各饰二虎，四虎的形象非写实而是图案化，反映出当时铜器纹饰的神话性。此镈确是研究西周青铜器纹饰和古代造型艺术非常难得的资料。镈与钟同为打击乐器，出现在西周中期，晚于甬钟。此镈不仅装饰独特，而且也是较早的青铜镈实物。

　　此铃平口，顶上有半环形钮，铃身一侧倾斜，形成不平衡状态。体内有舌，舌碰击铃内壁时可以发声。铃正面有阳文2行4字：

　　钟甬后配，甬是钟顶上的筒形钟柄，用来悬挂钟体。钟体各部用小乳钉界隔。纹饰纤细，隧部有交叠式雷纹，“篆”间作云纹。“钲”间和鼓上铸铭文35字：唯正月初吉丁亥，

　　其大意是：在正月的第一个吉日丁亥这一天，『0018』做了这套宝钟。用来追念死去的父亲已伯，用来祭享本家族嫡长子一系的祖先们，用来在朋友宾客的宴会上助兴。『0018』和夫人蔡姬永远宝用此钟，以光大本家族的嫡系。

　　此钟体呈合瓦形，桥形口，长乳，甬饰环带纹。钟钲部有铭文4行，左鼓有铭文6行，共计91字。从钲部开始顺读：

　　其大意是：虢叔旅说：“（我）伟大显赫光荣的去世的父亲惠叔，秉持美好光明的德行，服务于他的主人，得到好处不尽。旅以亡父的威仪为榜样，服务于天子。于是天子赐予旅更多的好处。”旅为报答和宣扬天子给予的众多好处，因此做了死去的父亲惠叔的大套编钟。光荣的父亲庄重的在天上，庇佑着下界的后代们。当编钟叮叮咚咚敲响的时候，就会给旅从天而降许多福气。旅的后代子孙，万年永远宝藏这些钟，用来祭享祖先。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江西瑞州（高安县）出土，1956年由文物局拨交故宫

　　这件镈用以悬挂的钮由两兽相对而成，两面有36枚扁平乳丁，构成镈身纹饰的主体，其余部分则饰以蟠虺纹。镈的两面正中和左右下角共铸铭文20行48字：

　　夷莒甚□者元作□曰：“自祈□曰：□称劳曰利，连余大邾，大□之主越。曰：余入邦，作利□小，其者□□□於子子。”行则曰：“自余”。

　　能原镈是一成组的编镈，由数器铭文合为一整篇，本器铭文只是其中一段。这一组编镈共有多少件，现已难于查考。已知除故宫这件外，台北故宫也有一件。从铭文内容来看，整组编镈的数目远不止这两件。这组器上的文字极难释读，过去的学者依稀认出了“能原”二字，故名之为“能原钟”，或干脆承认无法释读，名之为“奇字钟”。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如当时的楚、蔡、徐、曾、吴、越等国）盛行一种极为夸张的美术体字，被称为“鸟虫书”，其特点是文字笔画与鸟形画混写在一起。经过数代学者的研究分析，这种书体大多数字的书写规律已被掌握，但铸刻在越国乐器和兵器上的部分文字属变体的鸟虫书，仍难以释读， “能原镈”就是其中的一组典型器物。

　　近来，我院为解决金文研究中的这一难题，在院刊发起对“能原镈” 的讨论，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其中，曹锦炎先生的论文对这组铭文的总体内容提出了解读看法，现将他对镈铭内容的分析转述如下：

　　“由于莒国扩张疆土，侵及了邾国，越国为之调停，主持了这次疆土划分，并趁机扩土筑城，将邾、莒两国连在自己脚下。铭文记录的就是越、邾、莒三方的盟辞内容。”

　　(越：春秋时期南方古国，曾称霸江南，并北上图谋中原。本铭所反映的就是其北图中原的行动之一。)

　　此镈深腔平口，截面为椭圆形。透空蟠虺纹钮，层层相错，华丽且工整。“舞”、“篆”、“隧”等处均饰蟠虺纹，有36个乳丁“枚”。

　　铎桥形口，方柄中空，柄内有横梁，隧饰兽面纹。隧两面分别有铭文5字，一面为铸造文字: “外卒铎”。一面为刻画文字:“锺尹。”

　　此套编钟的铜胎质量上乘，造型优美，表面经过仔细的打磨加工，纹饰秀丽，是同类器物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编钟是用作宗庙祭祀与宗族宴飨时的打击乐器。使用时大小相次悬挂起来，用木槌敲击。礼乐制度中编钟的数量与悬挂方式也在贵族阶级中有分等级、定名位的作用。

　　钟扁钮，桥形口，两面有乳丁36枚，隧、篆、舞、钮均饰蟠螭纹。两面各铸有铭文共12行24字：

　　钟是打击乐器，盛行于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组合器之一，其形式是从铙演化而来，因多为数钟、乃至数十钟同时组合使用，又称编钟。者『0040』钟、镈现存世13件，苏州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件，其余10件皆藏日本。此钟传为河南洛阳金村出土。

　　磬是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多为石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发现的石磬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商代的磬有石质、玉质、青铜质多种，并出现了编磬，一般是三枚一组。至战国时期编磬制作技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编磬是由若干只磬排成一组，每枚磬发出高低不同的音响，可以演奏乐曲。在宫廷雅乐或盛大祭典上，编磬与钟密切配合演奏，其音响效应“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声彰”。

　　此鼓体形厚重硕大，鼓面伸出鼓颈外，面沿下折成“垂檐”，属北流型铜鼓。此鼓通体饰花纹。鼓面，3弦分晕，18晕，1晕纹饰已模糊不清，2、9、11、16、18晕饰席纹，3、8、14晕饰四出钱纹，4、7、10、13、15晕饰云纹，6、12、17晕饰圆钱纹，5晕饰半圆填线蛙，其中一对累蹲蛙对称排列。鼓身，胸部6晕，1晕中饰四出钱纹，2、3、5晕饰雷纹，4晕饰圆钱纹，6晕饰席纹；腰部9晕，1、9晕饰四出钱纹，2、4、7、8晕饰雷纹，3、6晕饰圆钱纹，5晕饰席纹；足部7晕，1、2晕饰圆钱纹，3、6晕饰雷纹，4晕饰四瓣花纹，5、7晕饰席纹。耳边饰乳钉，中饰辫纹。

　　根据铜鼓上的四出钱纹即可推断这种类型铜鼓的铸造和使用年代上限只能在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6年）以后。

　　此鼓形体高瘦，鼓面宽大，边沿向外伸出，鼓身轻薄，为上大下小的筒形，胸、腰、足无分界标志。有扁耳二对，耳格成叉形，自然形成三角形孔耳。此鼓当属西盟型铜鼓。鼓身遍饰花纹。鼓面，以三弦或双弦分晕，共22晕，1晕饰太阳纹12芒，间心形加线纹，以同心圆纹为主纹，2-5、17-20晕饰栉纹夹同心圆纹带，6、10、16晕饰填线晕以翔鸟、定胜纹为主纹，9、15晕饰小鸟纹，11晕饰方格纹，12晕饰栉纹，21晕饰谷粒形纹，22晕饰雷纹，晕外四方各饰3朵团花，面边缘饰一周莲瓣纹，三累蹲蛙和一单蛙逆时针环列。鼓身，胸饰花纹6道，1、6晕饰雷纹，2-5晕纹带与鼓面同；腰中部、下部纹带基本与鼓面同，仅中部上端和腰部下端各多一道填线晕饰编织纹加同心圆纹，2晕饰雷纹加线晕饰栉纹，足边缘饰羽纹。鼓身两侧各有一道篾纹，压于各弦纹下面。鼓耳饰弦纹。

　　此鼓的铸造全部用失腊法成形，工艺已有重要革新，花纹用捺板拍印。依据广西龙州唐代墓葬出土的该类型鼓推断，这件鼓的铸造年代可早至唐代。

　　此钟属椭圆筒式乐钟。钮作相对的扁体双夔龙，龙首饰粟纹，龙身饰回纹，二龙之间有一方形小环钮。钲部周廓及篆带饰多层蟠虺纹，乳枚作螺旋式半球体，隧部以蟠虺纹组成翼形图案。钲部正中正面阴刻篆书“大和”二字，周围有明显的铲磨痕迹，显然是在原有刻铭上改刻的；背面阴刻篆书律名“夹钟清”三字。此钟原为宋徽宗朝所铸“大晟”编钟之一。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南下后在北宋宫廷里停止使用。两年后的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虏徽、钦二帝北去，同时劫走北宋的文物重器，其中包括“大晟”乐器。从此“大晟”乐器分散在燕京（后为金中都，今北京）、上京（金初期都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境）两地，劫余的一部分散落在汴京（今河南开封）。

　　金人统治期间,大晟乐器仍旧使用。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乐器上的“大晟”二字皆被刮去，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重新定名为“大和”，即今日所见的 “大（太）和”款钟。“大和”二字出自金人改刻，《金史乐志》中的相关记载与实物所见痕迹可以互相印证。

　　此鼓体小而扁矮，面径略小于胸径，鼓身中部起凸棱，使鼓分成上下两节，两侧有扁耳二对。此鼓当属麻江型铜鼓。鼓通体遍饰花纹。鼓面，以单弦或双弦分晕，共10晕，1晕饰太阳纹，光芒细长，穿4晕，间心形纹，2晕饰 『0418』 纹，3晕饰栉纹，4、8 晕饰素纹，5、7、10晕饰乳钉纹，6晕饰荷锄人、鸡、牛、兔、狗、鹤、猪、马、羊、蛙、鱼、宝珠纹，以龙纹为主纹，9晕饰雷纹，晕外还有雷纹、印记与萱草纹。鼓身，胸饰4道花纹，1晕饰乳钉纹，2晕饰线晕饰荷花纹。两对耳间各饰立体青蛙一只。腰中凸棱以下有4道花纹，与胸部同。足饰一道复线角形纹。鼓内饰有人物、干栏、房屋、仓囤、鱼、龙、猪、牛、羊等纹饰。

　　此鼓花纹简略，铸工粗糙，表现出铜鼓制作的衰落迹象。此外，铜鼓上单独的禽、兽纹饰是从十二生肖演化而来，明清两代的瓷器和铜器上均常见此类纹饰，故推断此铜鼓的时代为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