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星悦注册铜鼓，是中国南方古代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物。南方古代把铜鼓当作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有“得鼓二三，便可称王”之说。古人把它视为神器，对它顶礼膜拜。学术界也有“中原地区以鼎为尊，南方则以铜鼓为贵之说”。公元前七世纪，当中原“青铜时代”逐渐衰落时，与中原文明中“鼎”一样占有重要地位的铜鼓，开始在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许多民族中诞生和流传。

　　铜鼓文化，奇特而绚丽多彩，被视为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它集冶炼、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融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两千多年绵延不绝。直至今天，我们仍可以在中国南方许多民族村寨领略到它的奇异风采。现在，作为一种乐器，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

　　关于铜鼓，云南壮族地区有这样的传说：古时有个青年到龙潭去放鸭子，眨眼间人和鸭子都失踪了。其父提刀去找，见儿子和鸭子已被妖怪弄死，便杀死小妖，放火烧了妖怪的房子。老妖斗不过老人，就从龙潭挖了一个洞，通到老人床下，想淹死熟睡的老人。当水流到床下洞口时，却被一口铜锅挡住了，老妖只得败阵而逃，此后再不敢兴灾作祸了。老人见铜锅可降妖，便造了很多，到处去平息邪恶和灾祸，最后连一口锅也不剩。壮家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小丘田里找到，老人敲响铜锅，人们踏着咚咚的乐声，跳起欢快的舞蹈。后来，人们将铜锅改为铜鼓，将铜鼓伴奏的舞蹈称为铜鼓舞。

　　云南的铜鼓有近3000年的历史。在古代，铜鼓的功能有多种，一是作乐器之用，二是礼器，三是上层统治阶级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一种象征。目前，我国发现的铜鼓超过两千面，并大致可分为八种不同的类型。云南文山壮族地区和广西均有八种类型的铜鼓出土，是世界上铜鼓类型最齐全的地区。但是，最早的铜鼓是1975年发现于云南楚雄县万家坝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墓葬中，随后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铜鼓，所以云南中西部一直被认为是铜鼓的发源地。

　　我国学者按铜鼓的出土地点及造型特征，将铜鼓分为八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其中以云南地区命名的铜鼓有三种，分别是：万家坝型铜鼓。以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命名。体型与鼓面较小，鼓胸膨胀，器表粗糙，或通体无纹，或只有简略的花纹。年代约为春秋初至战国早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濮人与骆越人是这种类型铜鼓的创造者与使用者；石寨山型铜鼓。以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命名。它由万家坝型铜鼓演变而成，鼓身增高，鼓面增宽并饰以翔鹭纹、羽人纹、划船纹等纹饰。流行年代约为战国至东汉初（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滇、夜郎、句町、骆越等民族是石寨山型铜鼓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西盟型铜鼓。以云南西盟地区流传和使用的铜鼓命名。体型高瘦但器壁薄，鼓身上下大小近乎直筒形，纹饰有雷纹、鸟鱼、团花、栉纹、米粒等，鼓面常见二三累蹲青蛙雕刻，有的鼓身还有纵列的象、螺狮等雕刻。制造年代约为唐中期至清末（公元8世纪～公元20世纪），至今云南西南部少数民族仍在使用。

　　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铜鼓万家坝铜鼓。通高34厘米，面径38厘米，1975年出土于楚雄万家坝，断代为春秋末期。此鼓鼓面正中有太阳纹，但是无光芒；腰部分为24格，格内无纹饰；近足处可见云纹一周；鼓胸处有四耳，呈扁形。此鼓制作不精，非但纹饰稀少，而且鼓面还能明显看到炊烟的痕迹，可知当时还曾作过炊具之用。此鼓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据了解，1975年，首次在万家坝发掘出铜鼓5面，经“碳14”测定，距今已二千六百年左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鼓。万家坝铜鼓代表了中国铜鼓文化的一个类型，考古学界称之为万家坝型。迄今在云南境内共发掘这一类型的铜鼓19面，其中10面在楚雄境内出土。

　　云南出土最大的铜鼓蹲蛙铜鼓。通高51厘米，面径83.6厘米，足径70厘米，1971年出土于云南陆良小西营，断代为东汉时期。该鼓鼓面饰太阳纹，十二角光芒，芒间饰鸟喙纹，其外13晕，饰各种几何图案、翔鹭纹等平面纹饰。边沿饰4只蹲蛙，呈逆时针方向运行，蛙腹中空，每只高度约5厘米，显得娇小可爱。关于蛙饰，学术界的说法不同，有求雨说，消灾说，图腾说等。张增祺先生则认为，蹲蛙是供系绳悬挂的钮，功能主要是分担重量。此外，该鼓的胴部(即鼓胸)和腰部还饰有船纹、羽人纹及一些几何形图案，足部也有纹饰。该鼓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出土的铸工和纹饰最为精美的铜鼓船纹铜鼓。通高47厘米，面径68厘米，足径84.5厘米，1919年云南广南阿章寨出土，断代为西汉时期。该鼓鼓面饰太阳纹，十四角光芒，其外分五晕，饰多种几何图案；胴部饰船纹，共四组，每组一舟，人物45名，头上戴羽冠；腰部饰椎牛纹，表现两位羽冠男子，一人作舞蹈状，一人准备宰杀一牛。该鼓造型端庄，纹饰精美，光泽闪亮，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铜鼓由面、胸、腰、足、耳五部分组成，鼓身上段为胸，中段是腰，下段是足，腰间有两对鼓耳。鼓面多铸有太阳纹、翎眼纹、云纹、乳钉纹、栉纹、游旗纹等纹饰。按照名史家黄现璠所撰《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一文中所言，铜鼓的花纹反映如下几个意思：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对雨水的渴望；壮族人民的历史传说；壮族先民的生活和环境；以及作为图腾崇拜的反映，鼓面饰有四至八只蛙，有的大蛙负小蛙，有的大蛙中还有数只小蛙。这是古人对蛙的崇拜。

　　关于蛙纹有这样的传说，在遥远的古代，西盟县北面的高山密林中，有一汪碧绿的湖水，人们称“弄球龙潭”。那里住着一对青蛙精，一共生了九男九女。待他们长大成人、婚配生育后，分别居住在九条山沟里守护者当地的人民。后来青蛙精们都去世了，为了纪念它们，人们就在铜鼓鼓面上铸出青蛙的形象，还称其为“蛙鼓”。

　　铜鼓花纹最为图腾崇拜，最有名的应该是“布洛陀”鸟神崇拜。从古至今，百越民族的崇鸟习俗绚丽多彩，源远流长。举世瞩目的石寨山型铜鼓上有“羽人”形象，应视为来自楚国的越人东地兵崇鸟习俗的反映，亦是壮族先民的鸟神“布洛陀”崇拜的再现。在晋宁石寨山的铜鼓面所见的２３个羽人，为首者髻插羽毛，腰佩利剑，主持礼仪祭祀。其后羽人皆头饰羽毛，髻后缀以翼形羽饰，一手执折羽，一手作鸟飞翔状，整个画面仿佛一幅群鸟飞翔图，蕴藉着百越民族与鸟同类的情愫。

　　据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古代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部落就是当今壮族的先民，而骆越部落就是信仰鸟神的部落。因为骆越之“骆”就是古越语“鸟”的意思，既与今天壮语“鸟”的意思吻合，也与古往今来壮族人民崇尚“布洛陀”鸟神的习俗一致。迄今为止，“布洛陀”鸟神仍然是百越民族的后裔壮族人民的祖先神，是威力无比的天神，通晓万物，解惑释疑，处理万事。

　　铜鼓纹饰中还有立体骑马纹，古代壮族人也有骑马的习惯。明称广西为陆梁之地，宜于骑马，产马也多。作为铜鼓花纹以反映壮族人民战斗的骁勇。

　　铜鼓文化，渗透进壮家人的日常点滴生活，承载着他们对幸福和美好愿望的追求，成为壮族历史中集冶炼、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的活化石。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命沐英镇守云南，戍守边疆的士兵及家属子女就地屯田，并落籍繁衍。据说，现居文山广南县的戴氏家族，或许正是那时携家传铜鼓移居广南县贵马村，至今12代。

　　壮族被称为水边民族，戴氏家族自然也视水为圣洁之物，这样才有了取水洗鼓的传统。按照百年不变的习俗，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子时，戴氏家族老幼便忙碌起来，一边将平时置于高楼且用壮锦布盖着的铜鼓抬下楼，妥善安置；一边到河岸祭神水，随即取水准备洗鼓。按照习俗，取水途中，如遇不祥之物或响声，需立即将桶中的水倒出，重新再取。取得神水的戴氏族人回家要亲自为铜鼓“洗面”、“洗身”，并将洁净的铜鼓置于神台上，焚香祭鼓。之后，杀鸭滴血于铜鼓面之上，全体族人由最年长的女性带头面对铜鼓，各吮一口鸭血，祈求来年宗族兴旺，物丰财茂，人丁兴旺。

　　到了正月初三，戴氏族人携铜鼓与村里人共跳传统的铜鼓舞。舞未起，“咚咚”的铜鼓声则已响彻全村。敲鼓时，戴家人总用红布拴住铜鼓耳，吊在支架上，一人用木棒敲击鼓面，一人手拿盆或桶，在鼓足开口处合音，一敲一合，使铜鼓之声更为洪亮。这时，舞者已沉醉在神秘、狂热的铜鼓舞的氛围中。

　　文山州因发现种类繁多的铜鼓，而被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铜鼓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然而，围绕文山州现存的138面铜鼓，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迷。

　　迷一、学术界普遍认为铜鼓只有六种类型，而文山铜鼓却多达八种，其多出的两种铜鼓的起源、传播及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功能和内涵是怎样的？

　　迷三、纹饰非常独特的开化铜鼓、广南铜鼓、古木铜鼓至今为何尚未发现与其相同的第二面铜鼓？

　　迷五、通常麻江型铜鼓无青蛙图案，可为什么文山出土的此类铜鼓上却铸有青蛙、蟾蜍？

　　迷六、在二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使用铜鼓的习俗已经在众多民族和广大地区消失，而文山至今还保存使用铜鼓的习俗，是什么使得这个“活化石”在沧海桑田的变化中得以传承？

　　被视为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铜鼓文化”研究近来有了新进展。地处西南山区、与越南接壤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因发现种类繁多的铜鼓，而被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铜鼓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铜鼓自100多年前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对于铜鼓起源地之争，多数学者赞同其诞生于云南。1975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久远的铜鼓。近年来，在云南文山陆续出土和发现民间收藏的138面铜鼓。其中已确认有６面是最早类型的万家坝型铜鼓，分布密度仅次于楚雄。铜鼓研究专家、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考证，这些铜鼓出现的时代大约在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与整个万家坝铜鼓的年代框架一致，因此他提出，云南文山很可能是除楚雄外铜鼓的又一个诞生地。

　　学者们认为，文山在铜鼓演变过程中也有特殊地位。1919年出土于文山广南县的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铜鼓之后的又一代表类型，因造型精美、花纹繁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鼓面上有明显的万家坝型花纹“遗传”。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云南早期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认为广南鼓矿料来源于滇中地区。李昆声等人提出，这证明文山在最早的万家坝铜鼓向石寨山铜鼓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铜鼓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也曾一度兴盛，尤其是在越南，铜鼓蕴藏数量仅次于中国，至今越南仍以铜鼓作为国家的一个象征。云南中部地区、广西和越南北部被看做铜鼓分布的三大中心地带。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铜鼓传播的路线大体上是自滇西、滇中一带，逐步向东和向南扩散。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品流通重要驿道的文山，恰好处于三大中心的枢纽位置，因此还可以把文山看做铜鼓传播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

　　对于铜鼓的历史地位，学术界有“中原地区以鼎为尊，南方则以铜鼓为贵”之称。公元前七世纪，当中原“青铜时代”逐渐衰落时，与中原文明中“鼎”一样占有重要地位的铜鼓，开始在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许多民族中诞生和流传。

　　不少学者认为，铜鼓铸造技术与中原青铜铸造一脉相承。中国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研究员指出，铜鼓纹饰中有太阳纹、云雷纹、蛙纹等，描绘了龙舟竞渡、集体围猎等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点的图案。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共同组成了丰富博大的中华文化。同时，“铜鼓文化”纵横上万里，绵延数千年，从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半岛，都共同拥有造型各异的铜鼓，这正是铜鼓受到国际上多领域学者研究重视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