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利澳注册～首页。今天的改良簧管类乐器乐器一般采用铜簧片。西洋乐器中的单簧管、双簧管也是簧管类乐器，通过簧片振动发声。笙每音一簧，由一定音高的簧片和一定长度的竹管耦合振动发音。笙的最大特点是“自由簧”即

　　吹或吸均能发出相同音高的音。“自由簧”是中国音乐史上独特的创作[1]，并经由丝绸之路影响了西域的国家，再从西域传到欧洲，启发了那里的人制造出口琴、风琴[1,2]。

　　[3]，同时按住不同音高的吹孔，即能演奏和音；它也能够演奏旋律。并且，笙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担任了调音的角色，可以说笙的音准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乐队的音准。

　　贾湖骨笛。贾湖骨笛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遗存，距今约7800~9000年。贾湖骨笛是由丹顶鹤的翅骨制成，已被证实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贾湖骨笛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吹管类乐器之一。需要提到的是，贾湖骨笛是竖吹的乐器，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箫的鼻祖，而中国传统乐器中的笛子，古代被称为“横吹”，一说为西域传入，原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乐器[4]，由张骞通西域引入中原；二说为中土自产，先秦的篪（音迟，横吹竹笛，出土实物见于战国曾侯乙墓、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等）即笛子的前身[2]。

　　我国古代文献《世本·作篇》中有“女娲作笙簧”的传说：传说女娲补天之后，又削竹为簧，用补天的五色石浆抹在簧片上，将簧片装在竹管上，再插入葫芦，用它吹奏美妙的音乐，抚慰众生

　　目前有关笙的最早历史记载，是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的“龢”（音和）字，经郭沫若先生考证为“笙”的象形字[3]。

　　19簧），小笙谓之和（13簧）”。人所共知的成语“滥竽充数”，其中的“竽”也是一种簧管类乐器。《吕氏春秋》：“笙之大者，古皆以匏为之（匏俗称瓢葫芦，对半剖开可做水瓢）。竽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另有“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竽。”即不同簧数有不同的名称。春秋战国至汉代，笙、竽都是重要的吹奏乐器。南宋以后，笙主要流行在民间，由于笙、竽的苗数和簧数都在不断减少，苗多、漏气严重的竽已不适应民间使用，笙的名字逐步取代了竽的名字，从和、巢、笙、竽，最后统一为笙[3]。其他先秦文献也有对于笙的记载，如《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韩非子》介绍了当时的乐队配置：“竽也者，五声之长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可见簧管类乐器在战国乐队中的地位很高，当时的笙有几百人的大规模演奏，也有独奏的形式，但仅用在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宫廷雅乐中。先秦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音乐的主要功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于祭祀、仪礼以及娱乐活动的，但民间也有音乐，《战国策》中就有“其民无不吹竽鼓瑟”[3]。

　　目前出土的笙多在楚地墓葬中发现，以葫芦为斗，竹管为苗，笙斗与吹嘴浑然一体[3]。

　　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出瑟2件、笙2件。笙残损严重，只存笙斗，由截去直柄端的长柄葫芦制成，圆形孔，吹管呈喇叭状，不见笙管和簧片等[5]。这两件残笙斗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笙实物，考古学家定名为葫芦笙。

　　曾侯乙墓的发掘是一次先秦乐器的集中发现，其中出土漆笙6件，其中5个残存有一些笙苗管，一个仅剩匏斗，与曹家岗楚墓出土的笙斗相似，也是用长柄葫芦制作。其中的一个十四簧的匏笙的笙管和匏斗比较完整，斗内尚留存有几片竹质簧片[6]。

　　枣阳九连墩两座战国中后期的楚墓出土了数量多、种类较全的乐器，是继曾侯乙墓之后又一次先秦乐器的集中发现。其中，1号墓出土笙2件、2号墓出土4件，出土均残散，基本可复原，分斗、苗管、簧三部分。笙斗既有用长柄葫芦的也有用木头制作的，口部匏质，呈短筒状，上套吹管。芦苇质苗管，20或14根，长短不一，分前后两排并列，两侧短，中间长。簧残缺较多。斗体或吹管外壁髹黑漆[7，8]。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件竽，一号墓遣策明确记载，称之为竽。一号汉墓出土的为明器，形象逼真；三号墓出土的是实用乐器，惜已残破，但两者形制大小完全相同，由竽斗，竽管，竽簧组成。斗为木制、髹漆，竽管有单管和折叠管两种，既避免使竽管过长，不便使用，同时又可延长管内有效气柱的长度，用于产生低音。1号墓出土的竽是明器，竽嘴不能通气，竽斗实心无气槽，竽管下端没有簧片、上端没有器眼，无实用价值。3号墓出土的竽中还发现了23片竹簧，这些簧片用薄竹片削制而成，其样式与现代的笙簧十分相似。竽这种乐器在先秦两汉时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它体大笨重，吹奏时颇为费力，南北朝以后逐渐消失[9]。

　　，汉代吹笙者的形象在百戏陶俑和东汉石刻百戏画像中较多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部分非功能性的音乐逐渐流于民间，为普通百姓所流传[3]。从考古学的角度，这是由于汉代事死如事生、厚葬成风的丧葬习俗，希望死去的人也能享受生前的生活，汉代盛行模型明器和各式人俑。人俑的题材多种多样，有乐舞俑、庖厨俑等。

　　两件抱笙俑 摄于无锡博物院 “涪城汉韵——绵阳市博物馆藏汉代文物精品展”

　　汉刘向《列仙传》记载了王子乔吹笙引凤的故事，展示了笙演奏乐曲的美妙，王子乔是周灵王之子，喜好吹笙作凤鸟鸣，引来凤鸟起舞。他游历于伊水、洛水一带，被道士浮丘公引至高山修炼成仙。《列仙传》开创了神仙传记的先河，或许是由于汉武帝时期出于对神仙世界的崇拜和宣扬道教思想的需要。

　　《相和歌辞·凤吹笙曲》也提及了王子乔吹笙引凤的故事：“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莫学吹笙王子晋，一遇浮丘断不还。”吹笙引凤的典故，也见于实物之上。

　　，笙在雅乐中仍然不可或缺，但也逐渐被大众所认识和喜爱。唐代是中国乐舞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不仅传承了本土之风，也学习借鉴异域的优秀文化，雅、俗、胡并存。

　　/国别为名。隋九部、唐十部，皆指宫廷音乐的乐部，隋炀帝定九部：清乐、西凉、龟兹（音秋词）、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唐太宗在九部基础上另加燕乐，共十部。其中燕乐是宴饮之乐，清乐是汉族民间音乐，礼毕是奏完其余九部乐之后用以结尾的音乐，其他都是少数民族或异域诸国的音乐[10]。

　　[10]雅乐乐队的乐器配置在《唐六典》、《通典》、《书》这三本文献都有记载，堂上乐队配有歌者、钟、磬、节鼓、琴、瑟、筝、筑；而堂下乐队配有笙、箫、埙、箎[11]。此后音乐内容也相应以音乐创作的乐调来命名，则

　　外族音乐的界限因不再设专部而消失。民间音乐的发展和外来音乐的被融化，再加上宫廷对音乐多方面的爱好，使得隋唐音乐文化走上了它的鼎盛时期[10]。

　　[12]，唐代笙实物见于日本正仓院收藏，实物笙、竽各有三件[13]。乐舞的形象可见于石窟壁画、墓室壁画、墓壁石雕等。以五代彩绘散乐浮雕为例，乐舞形象涉及乐器笙、古筝、细腰鼓、拍板、横笛、筚篥、方响、箜篌、中国大鼓、四弦曲颈琵琶。

　　300余只，北魏出现一直延续到最后。壁画上，早期只具轮廓，不易辨别细部，唐以后逐渐具体，大小长短比例和管数甚悬殊，但形制趋向一致。莫高窟159窟西壁中唐所绘《文殊变》下部三人乐队中有一吹笙乐伎，神态极为逼线]。敦煌壁画中所见的笙[14]

　　余件、44种。莫高窟壁画从北凉至元代，延续了近千年，从中可看到中国乐器的演变发展的过程[14]。敦煌壁画159窟文殊变 图源豆瓣@古德客栈

　　竽、巢、和”三种称谓退出了历史，“笙”则作为所有不同形制笙属乐器的统称。有学者认为笙的没落是由于从唐代便进入中国的“胡”类乐器的崛起，促使本土乐器受到了外来乐器的冲击。十九簧以上的笙不复存在，就连十七簧的笙也都为非“满簧”乐器。明清以后的笙都是十七管退化后的九至十五簧笙，笙斗依然沿用木制，直到民国后期逐渐改为金属制[13]。宋 吹笙伎乐纹带銙（腰带装饰） 上海博物馆

　　570年。2006年“智化寺京音乐”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

　　磬等打击乐器。智化寺音乐的笙是十七簧笙，在管序和音位等方面明显沿袭宋制。智化寺笙 图源智化寺官网

　　50年代开始，不同种类的改良笙开始出现，在形制与音位排列上有些继承了传统，有些则完全摒弃了传统，无论哪一种都是对笙乐器改良的积极探索，更是为演奏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以西方管弦乐团为参考，创建了许多中国民族管弦乐团，乐团所演奏的曲目也开始借鉴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术，这也对笙的形制、音域及演奏性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众多笙演奏家与制作师开始联手研发新型乐器，他们首先研发出三十二簧键笙，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研发了三十六簧全键半音笙。这种笙在形制上摒弃了传统的圆斗改为方斗，三排对仗式排列，采用左右对仗半音阶的排列，最大程度上迎合西方十二音体系的演奏需求。特点是音域宽、半音健全，可以胜任快速转调与和弦演奏，在笙管的音窗处增加柱状扩音管，扩大了演奏的音量，采用“波姆”按键结构，促使发音速度更快

　　。一个民族管弦乐队笙声部的配置，是由高音笙、中音笙、次中音笙或低音笙组成的。

　　因为在乐团笙声部的缘故，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总是会特别留意到许多和笙相关的文物，整理照片时看到了它们，就想着借助这些文物来写一篇推送介绍一下笙这个乐器，写这篇推送的过程中发现涉及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唐代的乐舞、乐器配置等等，由于篇幅的原因，不能一一展开来叙述。

　　[6]蒋无间.曾侯乙墓出土古笙音位排列复原研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8(03):35-38.

　　[7]王红星，胡雅丽，韩楚文，吴顺清，李幼平，王先福，杨力，刘松山，冯务建，韩恒，符德明，曾令斌，郝勤建，余乐.湖北枣阳九连墩M1乐器清理简报[J].中原文物，2019(02):4-18 93 2 129.

　　[8]王红星，胡雅丽，韩楚文，吴顺清，李幼平，王先福，杨力，刘松山，冯务建，韩恒，符德明，曾令斌，勤建.湖北枣阳九连墩M2乐器清理简报[J].中原文物，2018(02):17-29 76 2.

　　[11]王子璇.浅谈初唐雅乐的发展与嬗变过程[J].北方音乐，2018，38(08):7.

　　[13]苏博.论中国乐器“笙”形制及音位的变迁[J].黄河之声，2020(23):4-7.

　　[15]陈乐洋.“京音乐”守望者——智化寺京音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庆学访谈录[J].文化遗产,2022(01):146-15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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