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悦娱乐主管-注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儿声乐套曲合唱谱、钢琴伴奏谱、CD伴奏、MV等下载●曾骐 铜鼓是一种使用铜和少量锡、铅、锌相配合铸造的金属敲打乐器。是珠江流域先秦以来先民的发明创造，铜鼓的制作是古代西部越人文化最令人注目的特色。古往今来，鼓的形状、名称多种多样，品种繁杂、如鼍鼓、土鼓、木鼓、腰鼓、正鼓、毛员鼓、长鼓、蜂鼓、高脚鼓、羯鼓、铜鼓等等。 铜鼓的形状、特征可以用“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来概括。铜鼓构成包括胸、腰、足、耳以及鼓面上附加的立体雕塑（图①：铜鼓）。铜鼓的基本形态、如图可示，鼓面的中心略隆起圆凸的地方叫“光体”，光体向四辐射的射线叫“芒”，多数学者把光体与芒合称为“太阳纹”，认为是对太阳神的一种崇拜。在太阳纹的外围，有由内向外扩散的同心圆组成的图案。称为“晕”。有的学者则认为铜鼓的这些纹饰的原始意义并不在于表现太阳而是表现火星，因为铜鼓最初来自倒置的铜釜，所谓的太阳纹应是铸造铜金时浇铸口一种印记。后来出现的铜鼓慢慢形成一种装饰图案。因此，“作为炊具，鼓面朝下，鼓面中心正是火灼的地方，这个光芒四射图案就是火的象征”[1]，有的学者则认为铜鼓是一种打击乐器

　　铜鼓是一种使用铜和少量锡、铅、锌相配合铸造的金属敲打乐器。是珠江流域先秦以来先民的发明创造，铜鼓的制作是古代西部越人文化最令人注目的特色。古往今来，鼓的形状、名称多种多样，品种繁杂、如鼍鼓、土鼓、木鼓、腰鼓、正鼓、毛员鼓、长鼓、蜂鼓、高脚鼓、羯鼓、铜鼓等等。

　　铜鼓的形状、特征可以用“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来概括。铜鼓构成包括胸、腰、足、耳以及鼓面上附加的立体雕塑（图①：铜鼓）。铜鼓的基本形态、如图可示，鼓面的中心略隆起圆凸的地方叫“光体”，光体向四辐射的射线叫“芒”，多数学者把光体与芒合称为“太阳纹”，认为是对太阳神的一种崇拜。在太阳纹的外围，有由内向外扩散的同心圆组成的图案。称为“晕”。有的学者则认为铜鼓的这些纹饰的原始意义并不在于表现太阳而是表现火星，因为铜鼓最初来自倒置的铜釜，所谓的太阳纹应是铸造铜金时浇铸口一种印记。后来出现的铜鼓慢慢形成一种装饰图案。因此，“作为炊具，鼓面朝下，鼓面中心正是火灼的地方，这个光芒四射图案就是火的象征”[1]，有的学者则认为铜鼓是一种打击乐器，使用时打击中心是圆凸的太阳纹，很难解释人们为何要打击自己的崇拜物？因此，应从铸造技术和调音方面分析，鼓面中心圆凸隆起的面是鼓面最厚实、最坚固之处，这样才能更好承受打击的力度。作为打击乐器，这些所谓太阳光芒的条形小棱，是用来传播鼓声的声波的。振动通过这些光芒状突起从中央向外围均匀发散。同时这些光芒小棱对中央打击点起着支架的支撑作用[2]。由上所述，铜鼓的创造者把装饰艺术与实际的效用成功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铜鼓是一种综合艺术品，是集雕刻、绘画、装饰、音乐、舞蹈等内容的统一体。铜鼓上有精美的圆雕、浮雕、立体雕塑等艺术形象又有各种流畅线条、独特风格的装饰艺术，提供人们一种静观的艺术欣赏。它造型厚实、凝重，又能发出粗犷、雄浑的音调，若伴以其它民族乐器及舞蹈，能够形成壮观、激情的场面，给人们带来动感强烈和震撼的艺术效应。同时，各类铜鼓以不同的内容从侧面反映了铸造铜鼓的有关民族当时的经济、文化和心理素质，例如早期铜鼓的创造者，经济生活中狩猎、牧畜占有很大比重，决定了早期铜鼓的艺术形象，铜鼓上所雕塑、绘画的马、牛、羊、鱼、蛙、龟等装饰物正是他们狩猎、放牧生活的印记。后期铜鼓则表现出稻作农业居民的一种文化创造，铜鼓中见有太阳纹、云雷纹、水波汶及蛙纹等装饰均与稻作农业文化相关。

　　铜鼓的结构和纹饰还反映了创造铜鼓的先秦族群的的宇宙观。近年在广西左江流域田阳县敢壮山发现了祭祀布洛陀的遗迹、遗址和遗俗，而使对古代英雄史诗传说的布洛陀的研究引向深入。被壮族学者誉为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在壮族神话中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老人、智慧祖神。英雄史诗布洛陀文化的宇宙观基础是“三界说”，布洛陀神话把宇宙分为三界，天上（天界）由雷公管理，地上（中界）由布洛陀管理，地下（下界）由“图额”（水神）管理，他们各管一方，各司其职，和谐共存，雷神负责为大地兴云播雨，布洛陀负责管理地上的人类万物，“图额”则负责管理江河之水。由“三界说”而演绎出雷神崇拜、创世始祖神崇拜、水神崇拜[3]。值得注意的是珠江流域先秦时期创造的铜鼓的结构和纹饰也体现了“三界说”的观念。例如饰太阳纹、雷纹的鼓面代表了上界，鼓身的中腰刻有羽人纹、牛纹、鹿纹等代表了中界，鼓的下足部刻有一、两道水波纹与鼓身相分开，代表着下界。

　　传世和出土的铜鼓数量很多，不同形式的铜鼓，其时代特征也十分明显，从最早出现的铜鼓至近现代民族地区仍在使用的铜鼓，它持续不断长达二千多年，出现过不同形式的铜鼓类型。学术界对铜鼓的研究，一般采用标准器进行分型，并标以标准器出土的地名为该型的命名，形成铜鼓的类型学。出现了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以往学者认越族制作铜鼓以骆越俚僚最盛，其代表者便是徐松石的“百越雄风，岭南铜鼓”。不过考古发现证实珠江流域先秦铜鼓的最早形态是万家坝型铜鼓为代表，为云南滇濮族群所创造，其后还包括早期石寨山型铜鼓， 也发现于雲南境内。铜鼓发源于云南中部（也称云南型铜鼓），分布重心为云南、广西（也称滇桂系铜鼓），出现的年代在先秦时期。另外发源并且重心分布在两广的北流型、灵山型铜鼓又称为两广型铜鼓（也称粤桂系铜鼓），出现时间较晚，在先秦时期之后。

　　云南是铜鼓的发祥地，在珠江源头西边的滇池周围是最古老铜鼓集中区。考古发现铜鼓来源于一种炊具铜釜。上世纪七十年代，云南楚雄东南清龙河西岸的万家坝发现了古墓群（年代可早至公元前七世记）。出土了五件鼓面有烟炱，器身又似铜釜的早期铜鼓。楚雄在云南中部偏西，当时生活在那里的土著民族是“昆明人”， 还有从江汉地区逐步迁来的濮人，他们和珠江流域的百越系先民骆越，西瓯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把这类铜鼓称为万家坝型铜鼓（图②：万家坝型铜鼓），在广西田东县早期战国墓中也出土了三件万家坝型铜鼓[4]。

　　铜鼓是一种可移动的器物，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铜鼓由发祥地向滇池区东移，为当时滇王国的滇人所接受并加以改良，出现的新型铜鼓被称为石寨山型铜鼓，在晋宁江川、呈贡等滇国贵族墓均有出土。比之万家坝型，其造型更加精美，成熟。战国至西汉初，石寨山型铜鼓进入辉煌时期。随着古代民族的迁移和文化交流，铜鼓文化在后来的岁月中以滇池为中心，开始呈扇形向东、南、北三个方向传播和扩散。由南盘江进入夜郎，又顺红水河东下甸町、骆越、西瓯地区传布到广东、海南并扩展相邻的长江水系的四川。另一路向南经红河三角洲进入今越南的东山地区，与交趾的东山文化融合、互补，出现了著名的“东山铜鼓”，其后又陆续扩展分布至中南半岛。铜鼓由滇入桂后，产生了更多式样，出现了新的形式，以藤县冷水冲出土铜鼓命名的冷水冲型铜鼓流传年代最长久，它早期属汉、中经晋、南朝，晚期至宋代，持续发展近千年。

　　铜鼓又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一种特有的文物，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通过战争掳掠、赏赐、纳贡、买卖、交换等途经、手段，不断流散到并不使用铜鼓的地区，成为观赏、纪念、收藏的宝物、珍品。

　　关于铜鼓的用途、社会功能，学者徐松石先生罗列二十四项[5]，足见铜鼓在西南民族地区和珠江流域使用十分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铜鼓出现首先是用作乐器，用于演奏，万家坝墓中发现了一面铜鼓和六件羊角钮钟，同埋在墓的腰坑内，它们是一组相互配合的乐器——钟、鼓齐鸣。云南祥云大波那铜棺墓出土铜鼓的同时，另有葫芦笙两件、钟一件；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铜鼓与匏笙组合乐器。在铜鼓形贮贝器上部铸塑有打鼓歌舞的娱乐场面。广西古代壮族先民使用铜鼓，还有雌雄双鼓并用的习俗，将高音铜鼓称为公铜鼓，低音铜鼓称为母铜鼓，在祭祀和赛铜鼓等活动中，必须配对使用，才能灵验，鼓音和谐、悦耳、动听。

　　二、铜鼓用于赛神、祭祀场面。石寨山贮贝器器盖上的殺祭柱场面有铜鼓、錞于悬在木架敲击的情景，在广西左江沿岸崖壁上的壁画上绘有骆越人用铜鼓祭祀神祇、河神的活动场面。先民认为铜鼓可与神沟通，也能与死去的先人沟通，所以铜鼓也用来祭祀祖先。至今贵州黔东南苗族每次大规模祭祀祖先必敲击铜鼓。祭祀祈祷是巫术文化的核心，是南方民族的大事，使用铜鼓来娱神、祭祀正是铜鼓本质的重要体现。

　　三、铜鼓可以传递信息，指挥军阵。铜鼓是低频响器，具有储音、共鸣、传声的功能，敲击鼓面，能发出金属声的音响，鼓面和突出的鼓胸可以储音，鼓声经过圆柱形的鼓腰向宽敞的鼓足之外传送出去，便将低沉的鼓音传送很远。铜鼓在古代作为军鼓可以指挥军阵。“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隋书》），可以召集众人参加战斗。历代王朝对南方民族的征战常以缴获铜鼓作为胜利标志。《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於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明史·刘显传》：“克寨六十余，得诸葛铜鼓九十三……得鼓二三，便可号称王。击鼓山岭，群蛮毕集。”都记载了铜鼓得失与战争有关。

　　四、铜鼓可以集众，可供祭祀也就成为权力象征的重器，也是财富的象征。万家坝的一座大墓出土四面铜鼓用作垫棺。贵州赫章、广西西林、田东还发现以铜鼓为葬具或随葬铜鼓的墓葬，表明铜鼓不仅是乐器而且已转化为富有者的财富和重器。在晋宁石寨山出土一件贮贝器上反映了使用铜鼓参与杀人祭祀铜柱的盛大场面，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被杀者反绑在柱上，以干栏式楼房为祭台，围绕主祭的奴隶主，在祭台上的的左、右及后面摆列了16面铜鼓。铜鼓的这个数量大大超过石寨山发掘墓葬实际出土的铜鼓数字。在珠江流域先民的心目中，铜鼓是神圣、最为尊贵的青铜器，代表着权势，地位和财富。

　　南方民族的许多首领、头人均以铜鼓为权力的信物，世代相承，不可轻易失落，失去铜鼓便意味着统治权力的丧失。前面曾引用的《明史·刘显传》记刘显于隆庆、万历年间征讨四川南部的“都掌蛮”，缴获一批铜鼓（九十三个），该部族阿大泣曰：“鼓失则蛮运终矣”，便是实例。

　　明清及至近代，铜鼓逐渐又回复到为南方民族的娱乐性乐器，村寨中宴食、婚嫁、节序、斗牛、节舞都要击铜鼓为欢。铜鼓伴舞的风尚习俗流传至今。铜鼓伴随着民族生命的旋律，传送着古老而诚实的信息，显示着人类无穷尽的活力，也显示着自己震荡山野的魅力，珠江流域使用铜鼓的各民族分别创造了壮族铜鼓舞、布依族铜鼓舞、水族铜鼓舞、苗族铜鼓舞、瑶族铜鼓舞、彝族铜鼓舞，既有文化的传承，也有不断的创新。它们虽然各有风格和特色，艺术表现更是多姿多彩，但都无不包含着各族人民对古老历史的回忆，有原始舞蹈的重现，有表现战争、表现农业劳动和狩猎丰收，也有表现丧葬、节庆祭祀等等，而舞蹈的主角仍是围绕着古朴的铜鼓。现代壮族、布依族等更把铜鼓舞舞台化、程式化，表现现代的民族风情，铜鼓的历史已经到了尾声。

　　[1]蒋廷瑜：《古代铜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北京）146页。

　　[2]江瑜：《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百越研究》（第一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3]覃乃昌主编：《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 004年（南宁）。

　　[4] 陈其复等：《田东县出土两面万家坝型铜鼓，填补了广西铜鼓发展序列的空白》，《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9期（1993年）。

　　陈其复等：《广西田东县再次出土万家坝型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0期（1994年）。

　　[5] 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下册），《百粤雄风岭南铜鼓》957-960页（第二章岭南铜鼓的用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