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万和城注册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

　　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扦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这反映古琴的应用。

　　在《史记·夏本纪》中舜将让位与禹时曾向禹提出：“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这反映当时的音乐水平。《史记·乐书》中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

　　这些记述说明舜作五弦之琴以前就有琴了，不然古琴出现就能声具五音与歌唱伴奏?琴张五弦应该是古琴第一次发展的明证。武王诛纣建立周朝后，古琴由五弦之琴发展为七弦琴，从此七弦琴作为各音皆备的弦乐器出现在东方音乐之林。

　　有人认为尧舜禹为古代传说，其时有琴似不能作为古琴产生的确证，唯有商代甲骨文中的“乐”字是以丝附木，才证明有了弦乐器的琴瑟。其实甲骨文的“乐”字只能说明琴瑟的弦乐之发音齐全，或产生早于其它别的乐器，并不是证明商代才有古琴。倘若认为上述有琴的传说还不足信，不妨再举古代相类的传说为例，证明古琴的上述传说是可信的。比如关于火，古代传说是“燧人钻木取火而民知饮食”，是说明上古之世人们生活已经用火，这个问题在北京周口店古遗址中已经存在，更被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所证明：不经过若干时间用火烧造的过程，泥坯就不能成为陶器。这证明上古之人发现了火加以运用之说是可信的。

　　又如文字，古代传说是“伏羲画八卦以开文教，作六书以代结绳”。八卦姑且不论，所谓“六书”，古人指的是制字之法。用“六书”这个词颇有汉儒之嫌，不如说作字比较明确。字不一定是伏羲所首创，因为还有“仓颉造字”之说。总之“字”首创于上古之世这个传说的可信也是不成问题的，古文字学家在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姜寨、马家窑、城子崖、良渚等地出土的陶器上就发现有的刻划着若干符号，认为是“六书”以前的古文字，这就证明殷商的甲骨文、金文也是经过若干年演变，不断地再创造而后形成的。因此，不能看见甲骨文，才承认有文字；不能看见甲骨文的“乐”字是以丝附木，才承认有琴瑟乐器的存。它们并不是突然一天就出现的。对于火与文字的产生发展的传说从来没听到过有什么异议，何以对于琴的古代传说竟疑窦丛生不承认了呢?中华文明的字也好、琴也好，都是上古之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不断发展的，都有着相似的源远流长，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完善的轨迹是一致的。其实甲骨文金文中“乐”字恰好证明琴存在是先于甲骨文金文的。

　　如果看见甲骨文中的“乐”字才认定商代有琴瑟，就否定了古琴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发展的过程，也就否定了乐器是先民所创造了。近代的考古发掘中，在河南小屯发现了一批甲骨，其上文字经王国维先生考订，就证明商代先公、先王世系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相合，从而证明《史记》的记述是可信的，那么尧舜有琴之说应当也是可信的。

　　古琴由五弦发展为七弦之后的音乐功能，古琴家查阜西先生在《今虞琴刊·发刊辞》中说：“古琴之音律，虽出于原始的五声音阶而音位则一本律吕……自明代中叶以后之传谱如虞山、广陵等派之《樵歌》《禹会涂山》诸曲，于变宫变徵之外已添用清商清羽而成九声音阶。”“康乾以来，风传之《普庵》《释谈》诸操几乎全篇皆用四度、五度、八度、三长度等二重谐音，实已达对谱音乐之意境。”“按之琴谱符字所记，指法疾者，如用于承接之滚、拂，虽以三十二分音符表示亦嫌不足，指法宕者，如放猱、大吟之类，比较四个全音符之时间而有余。”“古琴之变调，基于律吕相生之法，系以一个基音顺生四次(即理论的绝对五度谐音)得五音宫、徵、商、羽、角，就此五音循律动，互换成旋律而为乐曲……此即其变调之大概。”且古琴散、泛、按音之音色多样为其它乐器所罕有，泛音之多超过所有的中外乐器，可见古琴的功能比之西洋乐器并无愧色。七弦琴成熟定型已历经数千年，故宋太宗想在琴的尺寸长短、设弦数量上作些改变，结果也是徒劳不能成功。这就是用两片桐木经过挖斫髹漆粘合之后安上琴弦，通过琴家弹拨就能发出美妙动听的音乐，七弦琴之奇妙就在于此。